当然了，陆北顾对于庙堂势力分布的这种认识，目前来讲还是相当粗糙的。
其中还有很多人、很多事，都有着超乎想象的复杂程度，不是说简单粗暴地非黑即白所能划分的。
哪怕是同一派系，在不同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都有可能完全不同。
而且庙堂就是如此，不管是怎样的君子，只要卷进去，那么难免会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其中，时间久了，很多事情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就说不清了。
尤其是因为理念不同，哪怕都出于公心，君子与君子之间，也会互相攻讦。
为的，就是获取权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
可谁的抱负是正确的，又有谁能评判呢？或许只能交给时间了。
“罢了，外调就外调吧为师是御史台的一员，自当荣辱与共，君子问心无愧便好。”
正如赵抃所言，人在庙堂往往身不由己。
实际上，赵抃在回朝的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很努力地在承担好一个御史的职责了。
有些事情他可以不掺和进去，但出于职责，赵抃还是义无反顾地在上疏，譬如弹劾刘沆、弹劾王德用、弹劾范镇，以及建议仁宗马上立储、惩处六塔新河事件责任人等等。
因此，赵抃也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刘沆。
刘沆想要拉着御史台的这些人同归于尽，所以上疏仁宗“自庆历以后，台谏官专权用事，朝廷命令一出，事无对错一概议论，必使其主张获胜方止。又专好揭发他人难以辨明的隐私，以中伤士大夫，执政大臣畏惧其言论，对他们提拔尤其迅速”。
为此，刘沆利用宰相职权，提议推行御史迁转之格，将御史台的御史们大规模外调。
刘沆的提议当然是挟私报复，三岁儿童都能看得出来。
但仁宗还是同意了。
倒不是仁宗容易被忽悠，而是此时孤立无援的仁宗疑心大起，对于言官们先后弹劾他的两位心腹爱将狄青、王德用，以及建议他马上立储，都非常地感到怀疑，并且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这很好理解，仁宗当然是整个华夏历史上都难得的仁慈之君，但绝不能因为仁宗仁慈，而忽略了其权术手腕。
仁宗享国数十年，除了天圣时期由太后刘娥秉政之外，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在维系庙堂的平衡，处理大宋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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