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桎梏融入新时代的贵族青年，伦敦社交舞会的常客，未来的海军部常务秘书，皇家海军众多制度的起草者……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亚瑟·黑斯廷斯在伦敦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朋友。
或者说，至少埃尔德·卡特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和亚瑟·黑斯廷斯不同，埃尔德·卡特出生时便拥有了姓氏、家徽与悠久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个过气的爱尔兰议员，母亲出身于诺丁汉的某个破败贵族，家里尚能维持体面，但远不足以跻身上院。他们原本指望埃尔德走皇家海军那条路，或者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哲学读书会、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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