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纪念我的一生，而是为了在你们纪念我之前，先给出一个版本。因为对于我来说，人的生命从最初就是一场告别，而不是归属。
“他死的时候，我守在床边。他念着亚瑟·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当那是我。临终前他给了我一个签名，一个姓氏，一个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这些东西，就像士兵接受了一把没有弹药的步枪，它可能没用，但拿在手里，你总归显得像个军人了。当然，我最后并没有成为军人，而是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名义上的。”
几个小时后，老乡绅断了气。
床头柜上，留着一封遗嘱和更名文契。
葬礼办得很简单，几位老佣人穿着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师诵读祷文，亚瑟低头不语，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体面、无可置疑。
接下来，他该离开了。
他出发了，没有亲人送别，没有故土乡情，亚瑟·黑斯廷斯从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伦敦的马车。
此时的英国，虽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华丽转身，却早已进入了社会结构松动的前夜。工业的蒸汽正在重塑伦敦的城市风貌，吞吐着白色纸张的印刷机正逐步摧毁教会权威，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渴望不再依附贵族的庇护。旧秩序仍在苟延残喘，新世界却已浮现轮廓。
伦敦大学，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学，便是那个裂缝中最先迸发出的光。
这所大学与牛津、剑桥迥异，它不问出身、不问信仰、不强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设贵族子弟优先的门槛。作为一道遭到贵族蔑视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却正好为那些无法以血统进入上流社会的“异类”提供了入口。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学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异信者，甚至包括亚瑟·黑斯廷斯这样，一个不知其父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伦敦大学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最杰出校友。
亚瑟·黑斯廷斯并不是那种会在讲堂上高声发问的青年，也不属于那些总能在茶余饭后争论柏克与庞德究竟谁更爱国的学生团体，但是这不代表他在伦敦大学就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尔德·卡特，一位试图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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