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主导者，对于大明的历代税收策略，袁可立自然也是有所研究的。
“田赋者，定黄册和鱼鳞册，初为十五抽一，洪武二十三年起，为三十抽一，苏松膏腴之地，十收其二。”
说到这里，袁可立故意停顿了一下。
苏松之地的惩罚性赋税，这个是当年老朱干的事，原因说起来比较的复杂。
“劳役者，名目众多，但大抵可分为甲役、徭役、杂役、力差等等。”
“而商税则是百值抽六。”
“自嘉靖十年，御史傅汉臣请行一条编法，后张太岳从之。”
“将一省丁粮均摊于一省徭役之内，量涂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
“简单来说，就是将田赋和劳役合编一条，按田亩征收，降低苛捐杂税，护天下黔首安宁。”
简单的来说，就是田在谁手中，就找谁收税。
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都编排进入田税之中，以达到减少税务转移，让百姓喘口气的目的。
“而想要将一条鞭法推行下去，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查境内的田亩和丁口之数。”
看着在场众人，袁可立说出了一条鞭法在执行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想要推行一条鞭法，就需要清丈：重新统计天下人口数，弄清楚着天下的田亩，都在谁的手中。
而想要清丈，就需要重建大明各州县府道的基层管理结构。
需要下方各乡村真正的做到归于州县管理，然后由州县汇总到各府，各府汇总到布政司，再由布政司将一省的田赋和劳役折算为银两，均摊到所有的田亩中。
想要做到这一步，需要非常强的行政能力。
而现在的大明，缺少的恰恰是这个。
“一条鞭法的目的，是要做到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计粮，化繁为简，只收田赋，田在谁手里，就问谁征赋税。”
“但我在天津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发下去的公文，是要丈量所有的田亩，尤其是士绅豪右藏匿的隐田。”
“在执行的过程中，我发现真正被丈量的，往往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田亩。甚至于，有那大户的田亩，被挂在了普通的百姓名下。”
“明明家中只有五十亩地，但却要交两百亩的税，他名下那多出来的地，明明是县中大户的，平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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