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出手机，给杨成龙发了一条信息。
“儿子，信收到了。你说得对，帮别人自己做决定，比替别人做决定难得多。但做对了，心里踏实。”
回复来得很快。
“爸，我在学农村发展学。叶归根也在学农业经济学。我们都在学怎么帮别人自己站起来。”
杨威看着那行字，笑了。
窗外，风停了。远处的天边，最后一丝光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橘红色。
春天，真的要来了。
四月中旬，伦敦终于有了春天的意思。
校园里的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草坪上的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风一吹就晃。
连空气都变了，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干燥的、清爽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
“你说，”叶归根躺下来，把书盖在脸上，“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感觉刚来就走了。”
“因为好的东西都短。”杨成龙坐在旁边，翻着一本《农村发展学导论》，“军垦城的春天也短。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
“但那几天好看啊。”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闷闷的。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我奶奶说，那些树比她还老。”
杨成龙没说话。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杏花开了，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
杨革勇就坐在树下，喝着茶，看着那些花瓣，一句话不说。
“归根，”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他还说，”叶归根继续说，“美国人做事太急，三个月就要看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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