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
社会财富，依旧是向极少数人集中。
盐铁之利，无非是从『官豪』手中转移到『私豪』手中，普通民众的处境未必能改善多少。
就像是后世米帝当中一降再降的蛋白质占比，一减再减的菌落要求标准，是科学技术倒退发展，还是人心贪婪的永无止境？
贤良文学的理想，是回归一个想像中的、小国寡民式的公平原初状态，这在大一统帝国已成事实，社会复杂度日益激增的时代，不免流于空想，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
显然的，桑弘羊著眼点也不对。
官营体系本身极易滋生腐败，产生出低效的，新的特权阶层，形成权力和资本的畸形结合体。
将原本可能被地方豪强攫取的山海之利收归中央，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动员力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战略必要性。
但桑弘羊模式的致命缺陷在于，这种调整是垂直的、单向的、且缺乏有效制衡与回馈机制的……
硝烟随风飘来，带著刺鼻的气味。
斐潜的目光从遥远的思辨落回眼前的战场。火炮的轰鸣，是新技术、新组织的胜利，但支撑这一切的，是关中相对更合理、更能激发基层活力、也更注重成果共享的分配机制！
工匠因其技艺和创新获得尊重与报酬，农夫因其劳作和奉献得到田亩与保障，军卒因其勇毅和纪律赢得荣誉与奖赏……
尽管远未完美，但这是一种试图将个人努力、社会贡献与国家强盛更紧密结合起来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尝试！
这是全新的『道』……
斐潜心中渐渐明晰。
无论是桑弘羊还是贤良文学，都未能突破时代的根本局限。
问题的核心或许在于……
第一，谁有资格主导社会主要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
第二，分配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什么？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却又无比艰难。
唯有代表最广泛民意的、受到有效监督与制衡的国家机构，才有资格和权威进行宏观的、基础的分配调控。
而这种分配的根本目的，绝不能仅仅是维护政权稳定，或满足少数集团利益，而必须是在保障共同体安全与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每一个成员的创造潜力，让发展的成果能够被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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