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觉得似乎是这么一个道理……
佛道后来都争不过儒，只能下沉市场，但是又不愿意过苦日子，于是各种道会门就出来了。
市场需求。
谁都贪生怕死。
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就和贪婪一样，是刻在人类基因里面的东西，谁也无法避免，谁都需要面对，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也不分性别老少。
只不过，对于传授知识，开启民智方面来说，儒佛道都有做一些贡献，但是直至小辫子，都没能开启全体民智。
儒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并且充满了各种矛盾的统一体。
儒家既不是纯粹的『人民福音』，也不是简单的『统治帮凶』，它既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也有现实主义的妥协。
它既为皇权提供了合法性外衣，也为批判皇权提供了道德依据。
它既维护等级秩序，又强调这个秩序中的强者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
儒教，从孔子之时开始，就已经有些像是一场『豪赌』……
儒家赌的是，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和制度设计，从内部『驯化』权力巨大的君主，让他成为一个『圣王』。
这场赌局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
它成功了。
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华夏古代政府的道德性格，催生了贤臣、清官和善政，使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稳定延续。
同时，它也失败了。
它最终无法从制度上根本性地制约皇权，反而经常被皇权利用和腐蚀。当遇到昏君暴君时，它的制约手段，所谓天谴和规劝，常常显得特别苍白无力。
因此，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缺陷都源于此。它试图在专制主义的框架内解决专制主义的问题，这注定了其理论的深刻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它既是帝制的维护者，也是其批判者，其传承子弟也同样表现出其『灵活多变』的特性，双标的言行，也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带来的必然特征。
崔琰思索了很久，方有些犹豫的说道：『故而……大将军立守山学宫，开青龙寺大论？』
斐潜点了点头，语气略有些沉重，『然也。今先生忧新政坏礼法，惧民智乱秩序。然若不使民富，何以解其生困？若不启民智，何以破其愚畏？若士族依旧垄断田亩、把持仕途，则黄巾之乱，岂非前车之鉴？吾均田亩，乃抑兼并，固国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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