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术安顿民心？若得良材辅弼，修明政教，则百姓自然归心，何患胡教之蔓延？』
斐潜看着崔琰，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
有人说，世家士族的形成，是秦汉帝国体制在历史实践中，其内在矛盾与外部社会基础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一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历史结果。然后就必然言其是在西汉『皇权』指向『官僚』之后埋下的种子。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但其粗暴的统治方式使其迅速崩溃。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一个皇帝，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汉代给出的答案，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然后怎样选拔官僚？
察举制度。
然而，察举的标准是『道德』和『学问』。
这两样东西在农业社会，几乎必然被垄断在有产阶层，也就是地主阶级手中。只有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家庭，才有余力让子弟读书、修习儒家经典、积攒名声。于是，官僚的选拔源头，就开始向地主阶层倾斜。
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倾向于地主，而是在汉代，只有地主才能当官。
而在地主当官之后，为了保持自己本阶级的利益，又会倾向于将儒家经典设为做官的重要途径。经学成为『官学』，研究经学就是研究做官的学问。『经学世家』开始出现，他们通过学术垄断，进而实现了对官僚选拔环节的隐性控制。
谁家掌握了最权威的经学解释，谁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举。
那个阶层，那个类别的子弟在官场上占据了优势，自然就会将所有的经义，所有的律令都解释成为有利于自己阶层，自己类别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还可以抛开真相不谈么？
就像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不对呢？
对的，但是『经济基础』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谈了。
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不可能单独谈论某个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说其一，不言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贵族世袭，实现皇帝对天下的直接统治，也就是编户齐民。而为了维持这个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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