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扛着锄头往村里走了。
那几天,我开始整理土地流转试点的方案。从石槽沟的土地现状、人口结构,到流转方式、租金标准、合同期限,一项一项地列出来。从县里协调流转登记平台到保险机制,再到跟县农经站确认耕地保护要求,我在笔记本上画满了问号和箭头,像是正在用铅笔反复测绘一处还没被人踩实的河床。
方案写好之后,我带着它去了一趟石槽沟。李长山提前通知了村民,借了村委会的屋子,几张长条凳坐满了人。有人端着碗,有人抱着孩子,有人蹲在门口。大部分人对这个政策还不太熟悉,有几个年纪大的直接问:“地流转出去,万一老板跑了,租金拿不到怎么办?到时候地也荒了,人也没了,我们找谁去?”
我站在那张旧桌子前面,把方案里的内容一条一条地念给他们听。念完之后有人开始小声议论,一个在门口蹲着的中年人问:“流转之后,我们自己还能不能在地里干活?”我说能,只要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可以优先到流转后的经营主体务工。他听完之后抱着胳膊想了一会儿:“那算是有个退路。”
会散了之后,李长山在门口叫住我:“你今天讲的,他们听进去了。但光听进去还不够,你得让他们看到地确实有人要。”
那段时间我又去了几次石槽沟,带去了更详细的方案说明,还联系了一家邻县的农业合作社来村里对接。合作社的人来村里看了两次地,测了土样,跟几户村民聊过之后,说可以签合同。
第一家签合同的是老赵家。他站在田埂边上,接过合同,没有马上签,先把那几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签完字之后,把合同还给我,没有多问。第二家是村东头的老刘家,他儿子在县城打工,地荒了两年了,流转出去正好。他签字的时候只说了一句:“那你帮我看着点,别让人把地糟蹋了。”
那几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那扇铁门已经合上了,锁扣入槽,不再有多余的晃动。但我知道,那扇门内的决策权,已经开始在那道尚未干透的犁沟边缘留下一道道新的印痕了。我在笔记本上把已经签了合同的几户记下来,在旁边加了一行备注:“试点阶段,逐步推广。”然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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