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完之后，短暂地沉默了一下：“那如果乡贤不肯捐，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我说那就先用别的办法撑住，后面再想办法补。他又停了一下：“我明白了。”挂了电话。
第二个电话是县直部门的一个科长打来的，说想了解“平川经验”的具体做法。他在电话里问得很细，工期、资金、用工都问了一遍。我回答他的时候，他一直在记。末了他问了一句：“你们这条路修好之后，周边有没有人开始建房子？”我说目前还没有。他说：“那你们的经验，主要是修路，不是开发？”我说是修路。他停了一下：“那我知道了。”
又过了两天，一个乡长来了一趟。他没提前打电话，直接到了镇政府门口。我带着他沿着新路走了一遍，他走得很快，在桥头蹲下来摸了摸路面边缘：“你们这条路修了多久？”我说大概两个月左右。他站起来：“那条路通了之后，周边有没有涨价？”我说土地还没涨，但来问的人比以前多了。“那‘平川经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回去之后，该怎么跟我的班子解释？”我告诉他，这件事就是修了一条路，做了一些配套。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先把路修好，等路通了，自然会有下一步的应对。他听完之后没有多问点了一下头，沿着来路走回去了。
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见王德厚。他端着碗在我对面坐下来，放下碗，抬头看了我一眼，像是在想那句话到底该不该放到桌面上来：“‘平川经验’这件事，你觉得是真的吗？”我放下筷子：“路是真的，修路的过程也是真的。但如果非要把这件事说成‘经验’，那就得有可以复制的步骤和可以量化的指标。如果其他乡镇按照这个流程走了一遍，结果发现走不通，那这个‘经验’就只剩下名字了。”
他没有接话，低头把碗里最后几口饭吃完，放下碗：“那就把过程讲清楚，不用下结论。”
那段时间，“平川经验”这个词在镇上被一些人挂在嘴边。但真正用过这个词的人都知道，它不过是一个标签。李建军在走廊里碰到我的时候说：“‘平川经验’这个说法，赵书记提了，副市长也接了。虽然还没正式落到文件里，但已经有人拿它来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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