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办公室门口：“陆镇长，我听说你捐了半年工资。”我说是。“那我这个月的工资，也捐出来。”我站起来想开口，他摆了摆手：“你不用劝我。”他把钱放在桌上，转身走了。那沓钞票在日光灯下泛着折痕，像是刚从口袋里取出来还没完全展平，边缘还带着被压过的弧度。
当天傍晚，鞋厂的一个工人也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张皱巴巴的票子：“陆镇长，我捐两百。不多，也算一份。”第三天，石槽沟那边有人托李长山带来两千块钱：“村里每户凑了一点。”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来镇政府找我。她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被门卫带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小布袋，颤巍巍地解开，里面是一沓零钱，五块、十块、二十块的都有：“陆镇长，这点钱你拿着，买点沥青。”她硬是把布袋塞到我手里：“我一个老太太，花不了多少钱。路修好了，我孙子回来过年的时候好走。”她说完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用手撑了一下门框，然后跨过门槛。
那天傍晚，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些钱又看了一遍。老周的三千、工人的两百、石槽沟凑的两千、老太太的那袋零钱，还有这几天陆续有人送来的几百几十的数目，加起来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数额。我把它们收进抽屉里。那些零散的数目像石头一样，正在一点一点地填满这段路的尽头。那些目光不是在等待结果，而是在等待一个能把他们带到终点的人。
窗口那盆绿萝已经触到了天花板，正在沿着那道夹角试探下一步的走向。风穿过新修的路面时，声音已经变得匀整，像是整段路都在用同一个节奏呼吸。车间里的灯会在晚上准时熄灭，而明天早上，食堂的火也会准时烧起来。这条路，会在车轮和脚步的反复碾压中，一寸一寸地嵌进这片土地，直到人们不再记得它曾经是一条裂缝。而到了那时，窗台上那盆绿萝也早已攀上了房檐的尽头，把最后一段卷须绕在了瓦片边缘的棱角上。那些目光还会继续关注着，就像路面边缘那些车辙印，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深，直到变成另一段可以被继承的通道。
天黑之后，我去了一趟双河村，站在村口那段新修的路面上。路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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