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的最后一栏，我拿笔写下了一行字：“陆浩明，两千。”墨迹还没干透，李长山就来了。他站在门口，目光先是落在我身上，然后移到桌上那个敞开的信封上：“听说你把你那点工资也填进去了？”他说。我说没有填，就是捐了。“你半年工资，说捐就捐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我说路修好了，大家都方便。“那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问。我说，有地方住，有食堂吃，够用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消息在中午之前就传了出去。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我走过之后放低了声音，但还没等他们的音量完全恢复，刘建已经端了一碗饭递过来。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路面上，新铺的沥青在日光下泛着暗光。街对面有人正在看我这边，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已经移开了。
当天下午，赵永刚来办公室，把五百块钱放在桌上：“我捐五百，不多，也算一份。”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我追到走廊上：“赵镇长，你已经垫过五百了。”他停下来：“垫的是垫的，捐的是捐的。路修好了，我想把名字也留在上面。”他说完继续走了。
第二天一早，张福来把一卷钱放在窗台上：“五百。不用记。”他把钱放好就走了。下午，李长山托人带了三百块钱来。傍晚，赵支书用旧报纸包了两百块钱，送到办公室。天黑之后，财政所的老周敲开了门，把五百块钱放在桌上：“我出五百。路修完了，账也平了。”
我坐在桌前，把那些钱按顺序排好，在笔记本上把名字和数目一一记下。墨迹还未干透，我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起身走到窗边。
第二天上午，我拿着那笔凑齐的钱去找杨队长，把钱递给他。他接过钱没有数，用拇指捻了一下厚度，像是用触觉完成了核验，然后把钱收进工具包里：“那这条路，我就算彻底交给你了。”当天傍晚，杨队长带着施工队撤了场。那排旧校舍的房顶在暮色中已经变暗了，新瓦被晒过几轮之后，颜色比刚铺的时候深了一度，像是已经被季节重新调和过。
天黑之后，我独自沿着新修的路走了一趟。路面的沥青已经干透了，泛着一层暗灰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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