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风大了起来，吹得窗外的槐树枝条不停地敲打墙壁。那声音不响，但持续了很久，像是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试。我坐在桌边没有开灯，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窄长的亮痕。那道光正好落在墙角，照出一段剥落的墙皮和一只不知放了多久的空铁皮罐。
第三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在那张旧办公桌后面，把白天见过的那些脸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刘大叔蹲在屋檐下拧螺丝的样子，那条碎瓦覆盖的土埂，李建军留在报表上的红笔备注，老赵叔站在门口说的那句“有些东西变了，有些没变”。办公室的窗户缝灌进来的风是凉的，落在手背上，像是一个正在靠近的人先探了探温度。
桌上放着三样东西——那份信访材料、那份报表、一把不知道谁放在窗台上的旧卷尺。三样东西排成一列，相互隔着一拳的距离，像是等着被先后拿起来，又像是有人已经排好了顺序，只等我看清它们之间的关联。我把那根旧卷尺拿起来，拉出一截，又慢慢收回去。弹回原位时发出细碎的金属碰撞声，像一个信号弹落进了早已挖好的坑里，弹片四散，却没有激起任何回声。窗外的风已经把树枝摇累了，渐渐慢下来，像一个终于放弃敲门的访客，在夜色里安静地退回了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