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里的人都听到了。”
我说：“你告诉她，有闲话不必反驳，也不接茬。”
下午，我去平川镇办事。李长山在村委会门口等我，递给我一杯茶：“陆主任，昨天有人来问我，您是不是还要继续查国土局的其他人。”
“谁问的？”
“不知道。不是本村人，说普通话，穿夹克，戴墨镜。问了就走了，没留名字。”
“你怎么说的？”
“我说，小陆查不查是他的事，我不打听。”李长山顿了顿，“陆主任，你小心点。平川镇虽然偏，但消息传得快。”
回来路上，路过柳树沟时，刘德厚正蹲在院门口收拾柴火，他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红，看到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陆主任，听说你得罪了不少人？”
“刘大叔，您也听说了？”
“听说了。有人传，说你把半个县的干部都得罪了。”
“刘大叔，那您怕不怕？”
“我怕什么？我又不是干部。我是老百姓。老百姓怕的是没人替我们做主。有人替我们做主了，我们就不怕了。”
摩托车还在往镇里开。心里翻来覆去的是那句“得罪了半个县”。我知道这不是夸张。国土、水利、规划、财政、招标办，这些部门的人和事，我在调查中全都碰过。有人被带走，有人被谈话，有人被调离。剩下那些没被碰过的，正在被自己的恐惧揉搓。
第二天早上，我去县委大楼送材料。走到一楼大厅时，迎面碰见了以前经常打招呼的几位干部。他们看到我，有的低头看手机，有的转身跟旁边人说话，有的加快脚步拐进走廊。保安老张站在值班室门口，端着搪瓷杯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我站在大厅中央，看着那些匆匆走过的人。他们不是怕我，是怕“跟我走近了”这件事本身。在体制里，怕的不是坏人，是牵连。谁都不想做第二个被谈话的对象。谁都不想某天被人问“你跟陆浩明什么关系”。
可我不在乎他们走近我，也不在乎他们远远绕开我。真正让我在意的，是有些人正在利用这种氛围，以沉默为刀，以不配合为盾，让我在程序上孤立无援、动弹不得。郑德明没有硬顶，他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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