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资金紧张，就要往后推。”
“郑司长，您能不能帮我们往前挪一挪？”
“往前挪？怎么挪？把别人的项目往后推？人家会愿意吗？”
赵国栋不说话了。
从水利部出来，他蹲在路边的花坛旁，点了一根烟。北京不让抽烟，他已经顾不上了。
“小陆，你说，我们是不是白来了？”
“赵书记，不是白来。至少知道了排位。前十，有希望。”
“有希望？希望是等来的。等，太慢了。”
“赵书记，那您说怎么办？”
“怎么办？找关系。找能说得上话的关系。”
他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给省里的老领导打了电话。老领导退休了，但面子还在。他帮赵国栋联系上了水利部的一位副部长。副部长姓王，是他在中央党校的同学。王副部长答应给郑副司长打个招呼。
一个小时后，郑副司长的秘书打来电话，说“郑司长让你们再过来一趟”。我们又去了水利部。这次，郑副司长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他亲自给我们倒了茶，把项目材料又看了一遍。
“赵书记，王部长打了招呼。你们的项目，我帮你们往前排一排。但不能保证一定能进明年的盘子。年底才能定。”
“郑司长，谢谢您。”
“别谢我。谢王部长。”
从水利部出来，赵国栋的心情好了一些。他站在路边，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
“小陆，有希望了。但希望不大。”
“赵书记，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对。争取。争取到了，是运气。争取不到，是命。”
我们在北京待了三天，又跑了几个相关的司局，把项目材料递到了每个可能帮忙的人手里。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有等。
回平川的火车上，赵国栋靠在床头，闭着眼睛。我看着窗外的风景，田野、村庄、城市，一帧一帧地掠过。手机震了一下。赵琳发来一条消息：“听说你又去北京了？”“对。刚上火车。”“累不累？”“累。”“回来我请你吃饭。”“不用。你爸会请。”她发了一个白眼的表情。
我关了手机，靠在车窗上。窗外是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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