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副县长，姓马，五十多岁，国字脸，看起来很严肃。他坐下后，目光扫过全场，在几个年轻面孔上停了一下。
“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总结春耕生产。第二，部署防汛工作。大家先汇报一下各自乡镇的情况，从平川镇开始。”
我站起来，翻开笔记本，开始汇报。我把春耕生产的进度、种子化肥的落实情况、灌溉渠道的抢修情况，一条一条地说清楚，每一个数据都有来源，每一个问题都有对策。我说了不到五分钟，简洁明了，没有一句废话。
马副县长点了点头。“平川镇的工作做得扎实。下一个，双桥镇。”
王建国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始汇报。他说了十几分钟，从春耕生产的组织部署讲起，讲领导重视、讲措施得力、讲成效显著，但就是不讲数据。马副县长打断了他三次：“具体数字是多少？”“落实了多少吨化肥？”“灌溉面积有多少？”王建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我坐在旁边，低着头，假装在记录。但我能感觉到王建国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散会后，我走出会议室，王建国追了上来。
“小陆，你等一下。”
我停下来，转过身。
“你的汇报，数据都是从哪来的？”
“我自己下村统计的。”
“你自己下村？你一个副镇长，亲自下村统计？”
“王镇长，不下村，怎么知道真实情况？”
王建国看着我，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你这个人，太实在。实在的人，在基层待不长。”
我笑了。“王镇长，您说错了。实在的人，在基层待得最长。因为老百姓信他。”
王建国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我站在走廊里，点了一根烟，看着他的背影。三十八岁的副镇长，干了八年，还在原地。他不是不努力，是不敢努力。他怕犯错，怕得罪人，怕被调走。他选择了最安全的路——听话。但最安全的路，往往也是最平庸的路。
我掐灭烟，下了楼，骑上摩托车，往平川镇赶。风从耳边刮过，路两边的田野绿油油的，庄稼在阳光下闪着光。我想起王建国说的那句话——“你太实在，实在的人，在基层待不长。”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如果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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