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得像一幅画。
他想起七年前刚来北大的第一个夜晚，也是这样的月光。他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心里想：我终于到了这里。
现在他要走了。但他知道，燕园会一直在他心里。
第二天上午，陆浩明去见了导师陈翰章。
陈翰章教授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是国内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权威，带过的硕士博士加起来有四五十个，遍布中央部委和各大高校。
陆浩明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不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聪明，而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老实”——肯下笨功夫，肯去田野里泡着，肯为了一个数据跑十几个村子。
“来了？坐。”陈教授从书堆里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后天去清江报到。”
陈教授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
“我当年做田野调查的笔记。清江省的，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平川县，叫平川公社。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月，住在一个老支书家里，每天跟着他下地、开会、处理纠纷。”
陆浩明打开信封，里面是几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日期：1986.7-1986.10。
“您去过平川？”
“去过。那时候我在社科院工作，做农村改革的跟踪研究。平川是当时清江省最穷的公社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两百块。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没有通电，晚上点煤油灯。老支书叫陈德贵，是个老党员，当了二十多年支书，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便宜。”
陈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有些遥远，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年代。
“后来呢？”
“后来我回北京了，跟陈德贵还通过几年信。再后来，听说他去世了，肝癌。他儿子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爹临终前还念叨，说‘北京那个陈老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农民’。”
陈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把那些笔记找出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基层工作不好做，但基层有最好的人。你在北大学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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