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把她抱得更紧，紧到她的骨头硌着我的胸口，紧到她说“老公你轻一点，疼”。然后我会松开一点点，但不会太多。因为如果我不抱紧，我怕她会像那个女人一样，在某一个冬天的傍晚，穿好大衣，围好围巾，把一封信放在鞋柜上，然后拉开那扇半开的门，头也不回地走掉。
我知道她不是那个女人。我知道她不会那样做。我知道她爱我，我知道她离不开我，我知道她被惯坏了，离开我连袜子都穿不好。
我知道。
但那个六岁的孩子不知道。他的记忆停在那个冬天的傍晚，停在那个半开的门前面，停在那只被翻倒的行李箱和那只被扔出来的毛绒兔子旁边。他没有长大，他不会长大，他会永远站在那里，穿着睡衣，光着脚，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而我——这个五十二岁的、被所有人羡慕的、拥有了一切的男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还是确认身边的人是温暖的，呼吸着的，还在的。
因为那扇门，从来没有真正关上过。
她不知道这些。或者说，她知道的不是这些。她知道我偏执，知道我病娇，知道我离不开她，知道我恨不得把她锁在家里永远不让任何人看见。
她知道我会在她手机里装定位，知道我会因为她多看了别人一眼而脸色阴沉，知道我出差必须带着她否则什么都做不了。
她知道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她亲眼看见的。
但下面那层——那个六岁的孩子，那扇半开的门，那只毛绒兔子，那张被钥匙压住的信封——她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不敢。
不是因为怕她同情我，而是因为，如果我告诉她了，如果她知道了那些偏执和疯狂的来源，她就会用那种眼神看我。那种不是看爱人的眼神，而是看病人的眼神。
我不需要她的同情。我不需要她的理解。我只需要她在我身边，哪儿也不去。
所以我永远不会告诉她。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在恒隆，我没有走过去，没有说出那句话，没有把她的珠宝都买下来，她会怎样。她大概会和另一个人结婚，被另一个人宠爱，在另一个人的怀里撒娇，叫另一个人“老公”。
那个人不会像我这样病态，不会在她手机里装定位，不会不允许她看别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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