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把《橘颂》的译稿放在桌面上，纸页朝着自己的方向。
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把它推出去。
亚瑟正在用一种“我等着看好戏”的表情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房间里有几位查尔斯不认识的面孔，衣着谈吐都带着一种属于牛津文人的从容。
活动的主题是“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
主持者是一位出版过几本译作的年轻讲师，他先做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开场发言，然后邀请在座的人分享自己最近在读或正在翻译的作品。
前几位参与者说了些中规中矩的东西——关于法语诗歌的译注，关于拉丁文典籍的版本差异，关于如何在英文中保留意大利十四行诗的那种丰沛的情感。
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谈论某本关于希腊语诗行节奏的著作，他的语调带着那种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你将要说什么的感觉。
查尔斯感觉自己的手指已经拧成了麻花。
亚瑟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紧张，微微靠过来，压低声音说：
“那家伙是古典文献学博士，专攻希腊语诗律。他刚才已经批评了三本翻译著作，用的是那种——你懂吗——那种‘我只是在指出事实’的语气。”
“这听起来像是在给我做心理准备。”查尔斯说。
“这确实是心理准备。”亚瑟坦然地承认。
两个人低声交谈着，其他人在一旁高谈阔论，而查尔斯没什么要表现的意思。
“翻译是不可能的，”一位穿着暗绿色天鹅绒外套的先生突然提高了声音，“任何翻译都是背叛，你从一个语言里取出一样东西，放进另一个语言里，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
“但你不能因此就不翻译了。”戴珍珠项链的女士说，“你是想说，我们读到的所有荷马都是假的？那我们应该怎么读？都去学古希腊语？”
“我的意思是，”那位先生没有被说服，“我们在读的从来都不是荷马，我们在读的是翻译者的荷马。”
就在这时，切斯特顿忽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克制一些，没有那种在沙龙之夜时的夸张语调：
“我最近读到一个关于翻译的例子，来自中文。那是一首关于植物的诗——我读到的时候，虽然不懂原文，但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英译本里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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