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正在看一份文件，抬头看了他一眼，摘下老花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杜哲坐下了。
领导沉默了一会儿，从桌上拿起一个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昨天会上你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说那个印度药是真药，说病人是在救命。你一个专案组组长，在案情分析会上替嫌疑人说话，你觉得合适吗？”
“你的组员如果因此共情那些病人，他们还能严格执法吗？”
杜哲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放在领导桌上。
VEENAT，印度仿制药。
“领导，这不是假药。这是真能治病的药。这种药——”
他指了指药瓶，“正版将近四万块一瓶。这种仿制的效果一样，只卖两千。”
周队看了一眼药瓶，没碰。
“是不是走私来的？”
“是。”
“进没进医疗手册？”
“没有。”
“那还不是假药吗？”
杜哲沉默了几秒。
“领导，我们这么查下去是会出大事的。如果让我去抓一群为了活命而买药的人，我真的不好办。”
“你不好办？”
“你以为我好办？曹斌，法大于情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我们作为执法者，就应该站在法律这一边。”
领导抬起头，看着杜哲。
“出去。”
杜哲站起身，把那瓶药收回口袋，转身走出领导办公室...
......
从那天开始，杜哲知道自己在警队里的处境会慢慢发生变化。
领导不会明着处分他，但会把他往边缘推。
重要的案子不会再交给他，核心的信息不会再让他接触。
他会像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还拧在机器上，但已经没人指望它能转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辞职的时候。
留在警队里，他能掌握案情的走向，能提前预判风险，能在关键时刻给程勇争取时间。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利大于弊。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继续整理张长林的档案。
屏幕上的照片里，张长林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笑眯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