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性命。
回到北京后，先是看病补牙，花去了几千块。
接着，母子俩一同开始了告状之路。
王静梅在这方面有经验，毕竟已告了好几年。
杨佳这件事，一直告到了公安部，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年，终于有了个结果：山西方面赔礼道歉，并赔偿了三万块钱。
事情虽然得到了解决，可在杨佳的心里，无疑对警察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一场本该美好的旅行，活生生变成了一场噩梦。
客观来讲，这件事最多只能算杨佳态度不好，他并没有违法。
如果换作旁人，或许低个头认个怂也就过去了，至少不至于挨一顿打。
而警察那边，则明显是执法过度，好在最终承认了错误，也进行了赔偿。
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对方死不认账，就不承认动过手，说那颗牙是你自己摔倒磕掉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必着急，这种事并非没有，而且很快，还会再次发生在杨佳身上。
2007年十一国庆节，杨佳准备再次外出旅游。
这次他不敢再往西面走了，便改道向南，去了上海。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上一次西行，丢的是一颗牙；这一次南游，丢掉的却是自己的命。
10月1日，杨佳高高兴兴来到上海。
他素来喜欢户外骑行，便花了五十块钱租了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
起初几天都平安无事。
10月5日晚，当他骑至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正好遇到芷江西路派出所一名叫薛耀的民警在巡逻，将他拦了下来。
拦他的原因很简单：他的自行车没有牌照，警察需要盘查一下，这车是不是偷的。
警察这样做，本身并无问题，既是职责所在，也合法合规。
盘查过程中，杨佳与警察的对话留下了一段二十四分钟的录音，这也是上海警方要求执法时必须同步录音的。
对话的大致意思是：警察要求他停车接受检查，请他出示自行车的凭证，这凭证，指的应是购车发票。
杨佳解释，自己是来上海旅游的，自行车是租来的，没有发票。
警察一听车是租的，便让他拿出租车的证明来。
杨佳从兜里掏出租赁凭条，说道：“你看，这不是有租车证明吗？”
他本以为拿出凭条就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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