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是不是真的太便宜了?
是信号管理。和路博迈的一百亿是同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在这个价格上成交,是为了在市场上制造一种"雷曼管理层对公司有信心"的叙事。
富尔德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想起了闵裕圣说的最后那几句话。
"这个窗口不会永远开着。"
"监管委员会的人变得非常谨慎。"
"特别是在那封远星的公开信和IndyMac之后。"
远星。
又是远星。
那封该死的公开信像一滴墨水落在了白衬衫上,洗不掉,每次他以为已经干了,就会有人——闵裕圣、分析师、记者、甚至他自己的董事会成员——再拿出来提醒他:污渍还在。
富尔德的手在裤兜里握成了拳。
他知道闵裕圣提到远星不是随口一说。闵裕圣是在告诉他:你以为你在和KDB谈判。但实际上你在和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谈判。
而那种恐慌情绪的最新一次放大器,就是那封公开信。
韩国的监管层在看着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市场在听着远星的声音。
你每多拖一天,首尔那边的怀疑就多一分。
但富尔德拒绝承认这个逻辑。
承认这个逻辑等于承认:他正在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华裔做空者逼到了墙角。
理查德·富尔德。在华尔街站了四十年。
把雷曼从一个二流经纪行变成第四大投行。
经历过1987年的股灾,经历过1998年的LTCM危机,经历过2001年的911。
他不会被逼到墙角。
不会被任何人。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
"让投行部门的人准备一份材料。雷曼的核心资产估值分析。最乐观的版本。用来给KDB的董事会做展示的那种。"
他放下电话,坐回椅子上。
桌上那杯凉透的咖啡还在那里。表面的褐色薄膜在空调的微风中轻轻颤动。
富尔德看着那杯咖啡。
8美元。
他们出8美元。
他的公司,他的一百五十八年,他的四十年心血——在一个曾经替他跑腿的韩国下属眼里,只值8美元一股。
这种屈辱,比任何一次股价暴跌都更让他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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