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文件袋。
这是他过去两周自己整理的材料。
三份不同投行给国内企业提供的燃油套保方案。两份国内经济学家撰写的分析报告。一份来自某国有银行风控部门的内部质疑意见——那份意见写得非常谨慎，每一句话都留有余地，像是作者生怕说得太明白会得罪人，又生怕说得太模糊会显得不负责任。
王文远把这些东西一页一页翻过去。
他看不懂那些希腊字母。
Delta，Gamma，Vega。
这些词对他来说，和外语没有区别。
他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在发改委做了二十多年的宏观政策分析，对GDP、汇率、贸易顺差、产业政策如数家珍。但这些打包在精美PPT里的、以希腊字母命名的衍生品参数，是另一套完全陌生的语言。
他看不懂，但他不需要看懂。
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当对方把合同写到一百二十八页的时候，有用的信息永远不在前三页。
他在体制里见过太多次这种模式了。当一个方案的说明文件厚到让对方看不完、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看不完的时候，那些真正重要的、真正危险的条款，就会被安静地埋在第八十页，或者第一百零七页，或者第一百二十八页。
等到问题爆发的时候，对方会从容地翻出那一页，指给你看："这里写着的。你当时签字了的。"
他见过太多次了。
他合上文件袋，抬起头，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北京天空。
长安街上的车流不停。这座城市以一种永恒的、与他无关的节奏运转着。
会议室里，旁边的几个人还在低声谈着什么，偶尔有人翻动文件的声音。
王文远重新低下头，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这不是办公室的外线，而是他的私人手机。
"小刘。"
"王局。"
对方接得很快，是他的联络秘书，二十八岁，勤快，嘴严。
"我问你，纽约那边，有没有人能真正看懂这些东西。"
"您是说……"小刘的声音里有一丝谨慎，"是要找专家顾问做评估吗？这个渠道，我们可以联系几家国内的金融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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