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等试点的选址确定下来之后，再从这十七人里挑几个最合适的派去各地做第一轮的核查。
商税试点的第一站在长安西市旁边的长安县落地了。长安县是京畿最为繁华的县之一，西市大半的范围都在该县境内，商贾云集、货物辐辏、银钱往来日夜不息。沈清宴选中这里作为试点，一方面是数据基础好，可以检验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里离朝廷近，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调整纠偏。
试点推进比沈清宴预想的要顺利一些。王过推荐的那批账房能手里，有三个人被派到了长安县，以朝廷临时差遣的身份入驻县衙，协助地方官员建立商税档案。他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西市及周边各坊的商铺和行商过境情况重新梳理了一遍，建立了一份比旧底册详实得多的基础台账。
到了六月底，长安县第一季度的商税征收数额报了上来。沈清宴坐在案前看着那份报表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大截的数字，心里那块悬了许久的石头落下了大半。
他知道这个增幅不能完全归功于新税制——一部分增长是因为旧底册常年漏报瞒报，如今被重新核查后暴露了出来——但至少说明这套制度是能运转的，商贾们没有因为新的申报规则而关门歇业或迁移他处。
七月初，沈清宴在一次早朝之后单独留下姚崇，把长安县的试点数据递给他看。姚崇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说了一句让沈清宴有些意外的话：“陛下，臣在想一件事——长安县的试点顺利，固然可喜，但正是因为太顺利了，臣反而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这套制度到了别的地方会被‘水土不服’。长安县在京畿腹地，天子脚下，地方官员不敢懈怠、商贾不敢公然对抗朝廷，外部的监督也近在咫尺，一切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运行。可若是换到一个偏远些的州府，地方官员和当地商贾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更复杂，巡查人员去了之后能不能撑住场面、商贾们会不会联合起来抵制，这些都是在长安县看不到的风险。”
沈清宴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姚崇说的这些他并非没有考虑过，但他承认自己确实因为长安县的顺利而乐观了一些。他想了想，开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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