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枪后，您做了什么？”
“控制枪口方向，确认嫌疑人失去继续动作能力。向旅客出示证件，要求保持原位。乘警到场后，我说明身份并要求封锁现场、疏散相邻车厢、通知列车减速和联系排爆力量。”
“您是否检查过嫌疑人身体？”
“没有。”
“是否翻动过他的物品？”
“没有。”
“是否打开、拆卸或改变过背包内装置？”
“没有。”
周明远问到这里，停了一下。
“您后来是否搬运过背包？”
“是。”
“搬运前是否征得现场负责人员同意？”
“我提出转运建议，赵海峰队长提出等待专业力量。我说明现场情况后，双方确认由我负责转运，警力负责清空路线和防爆罐布置。”
“您是否具备排爆资质？”
“没有。”
“您是否以排爆人员身份处置装置？”
“没有。我只是将背包从列车连接处转移到防爆罐内，之后由专业排爆组接管。”
周明远继续记录。
顾承安对自己的行为边界说得很清楚。
搬运就是搬运，不会因为他知道背包里实际是什么，就把自己包装成排爆专家。
更不会把系统空间的能力供述出来写进笔录。
那不是可以公开解释的技术，也不是案件侦查需要知道的内容。
“您还有补充吗？”
“没有。”
“对笔录内容是否需要修改？”
顾承安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第三页，确认爆炸装置改为发现疑似爆炸装置。第六页，现场负责人同意改为现场人员确认转运方案并完成警戒部署。当时赵海峰不是案件负责人，不能写成他授权我完成排爆。”
周明远立刻修改。
旁边的监督人员也点了确认。
签字前，周明远问：“顾警官，您是不是对文字特别敏感？”
“不是。”
“那您怎么连这种细节都能发现？”
“因为以后有人要靠这份笔录还原现场。”
周明远沉默片刻，低头继续核对。
一式两份笔录完成签字。
顾承安在每页骑缝处签名，按指印，确认录音录像编号无误。
所有动作都做完后，周明远将笔录装入档案袋。
“顾警官，事实询问已经完成。后续如果案件出现新的法定事项，需要依法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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