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名反映化工厂污染致病的材料，经查当年由信访部门按程序转至市公安局，为何没有任何处理记录，也没有依法答复当事人？”时，周震长久以来紧绷的、试图维持最后体面的那根弦，终于，“嘣”的一声，断了。
他低下头，双手用力插进自己早已失去光泽、油腻打绺的头发里。肩膀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是哭泣，是一种更彻底的、精神层面的垮塌。
“……是宫市长……宫青林。”他的声音从指缝间漏出来，嘶哑、干涩，带着长期压抑后骤然释放的颤抖，“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上马村的事情，影响招商环境，关系到市里大局……必须压下去，不能激起‘不必要的矛盾’。”
他抬起头，眼白布满血丝，眼神涣散，仿佛在看着虚空中的某个点，回忆着那些他曾努力说服自己是为了“大局”、“稳定”而做的事情。
“举报材料……扣下了。按他的意思，定性为‘个别村民不理解政策，听信谣言’。去市里、省里上访的……派人盯梢，找理由劝返，实在闹得厉害的……就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暂时拘留，吓唬一下，让他们不敢再闹。”
“媒体……打过招呼。本地的报纸电视台，不准报道。外地来的记者……想办法盯着，套话，或者……给点压力，让他们知难而退。”他语速越来越快，像是要一口气把积压在心底多年的淤泥全部倾倒出来，“所有相关的调查，只要涉及化工厂污染和村民疾病的，一律……一律要先向他汇报。没有他的同意，不能立案，不能深入。”
他供述的内容，逐渐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宫青林如何将市公安局变为其个人掩盖罪行、打压民意的工具。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公器如何沦为私刑。
但这还不够。
在办案人员沉静却极具压迫感的注视下，在如山铁证和自身绝望境地的双重挤压下，周震的心理防线彻底土崩瓦解。他知道，仅仅供出执行过程，无法换取任何实质性的“宽大”。他需要更有分量的“筹码”。
他挣扎着，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嘶声道：“我……我还有东西……能证明他……他不仅仅是指使……他拿了钱！他家里人拿了钱！”
办案人员交换了一个极其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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