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墨的好，记得他所有的恩与情。然而，另一种来自血脉亲情的拉扯和长期形成的顺从，又让她感到无比的惶恐与无力。这种矛盾的心理，外化出来，便是一种连她自己都厌恶的、不由自主的疏离。她开始下意识地、笨拙地回避与林墨的单独相处。
她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向校长叔和校长婶子提出，不想再长期打扰、麻烦他们老两口，不再去他们家里搭伙吃饭了。同时，她也搬离了学校后院那间虽然简陋、却相对安静、由仓房改造而成的小小宿舍。她将自己的铺盖卷搬到了知青点条件更为艰苦、住着七八个女知青的大通铺宿舍里，并在那里和她们一起，吃着大锅熬煮的、没什么油水的集体伙食。
她的这些变化，林墨自然敏锐地感受到了。起初，他只是以为她或许是教学任务繁重，身体疲惫，或者，是那难以割舍的思乡之情又在夜深人静时折磨着她。他甚至带着真诚的关切，在她一次下课后，轻声问道：“秋红，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还是……又想家了？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那一刻，丁秋红看着他眼中毫无杂质的担忧，听着他那熟悉的、带着温度的声音，心里猛地一酸，眼眶瞬间就红了，几乎要控制不住落下泪来。她多么想不管不顾地扑进他的怀里，将心中的委屈、父母的背信弃义、自己的挣扎与痛苦，全都倾泻出来。
她相信他，胜过相信这世上的任何人。
可是，那来自家庭的、无形的枷锁和长久以来接受的“听话”教育，像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捂住了她的嘴。
最终，涌到嘴边的话，被她生生咽了回去，化作了几句疏离而客套的、连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言辞：“没……没什么。我没事。可能就是……最近天气热，有点没精神，再加上……有点想家了。”她匆匆低下头，不敢再看他的眼睛，快步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