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写成了“鼓励”“呼吁”这样的非强制性措辞。
“这份东西，”王副部长把草案放回桌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一下，“.....是给他们国内看的，美国人需要向国会交代他们‘采取了行动’，至于行动有没有用，那不是他们要关心的。”
参赞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
“那我们的态度？”
“投票的时候弃权！”
参赞点头，把那行字圈了起来。
下午的会议在三点重新开始。
议题转向决议草案的磋商，各国代表团的参赞们坐到了前排，首席代表退到了后排的顾问席。
王副部长没有参加下午的磋商。他留在办公室里，处理了几份从国内传来的加密文件。其中一份是外交部关于“签证”程序的初步方案，方案只有两页纸，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参照国家机密核接触人员入境审查标准执行”。
傍晚六点多，安理会休会。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实质性决议，只达成了一份主席声明，重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重要性”，呼吁各国“保持克制与对话”。
声明里的每一个词都被反复打磨过，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刺痛任何人。
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刺痛他们的，不是这份声明，而是声明之外那两个字。
王副部长走出联合国总部大楼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参赞跟在后面，两人沿着台阶往下走。
“....王部长，法国，他们想和我们单独谈谈。”
王副部长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台阶最下面一层。
“谈可以，让他们先想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想谈什么，合作？还是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