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它将投向第二个方向。在那片夜幕中，中西部那些工人和退伍军人正在各自的活动室里、工会办公室内或自家厨房的餐桌上，谈论着同一件事。
他们不知道自己手中的那几张纸是哪里来的，也不清楚寄件人的身份。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经历去验证那些纸上印着的日期和数字，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经历的真相。
三天后。底特律。西区工会办公楼。晚上七时。
地下室的灯还亮着，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仍然在微微闪烁，但没人抬头看它。桌面上堆着更多的纸张，比三天前厚了一倍——有人从其他渠道带来了复印件，有人从别的城市带来了类似的材料。
不同来源的纸张在桌面上铺开，像正在被重组的地图碎片，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工会、不同退伍军人团体的信息正在被对照、合并。
上次聚会的七八个人已经增加到二十多人，屋里有些站不下了，有人靠着墙，有人坐在文件箱上。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站在桌边，手里拿着两份不同来源的打印件：“这份材料是从克利夫兰转来的。
那份是从匹兹堡寄来的。两份材料有不同的版式和纸型，说明它们的来源可能不是一个地方。
但内容对得上，日期和合同编号完全一致，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也成立。我在厂里干了二十三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级别的内部记录被传出来。
不管它们是从哪来的，既然送到了我们手上，那就不能装作没看过。”他把其中一份材料翻到第二页，用手指了指某一段落，“这一条——2007年，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将工厂出售给一家空壳公司，出售方的注册地址在特拉华州。
我查过了，那家公司的注册信息现在仍然可以查到，股东名单里有一个人，是洛克菲勒家族信托基金的前任管理人。”
屋里安静了几秒。有人把材料接过来，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旁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