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站二楼办公室的窗纸被晨雾糊得发白，桌上一尺多高的人事档案把郑耀先面前的光挡去了一半。
钟刚敲过八点，这个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就从三十一个名字开始。
陈国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三十一个名字。
“六哥，人都到齐了，在院子里候着呢。”
“一个一个叫进来，”郑耀先翻开了最上面那份档案，扫了一眼照片，“从资历最浅的开始。”
第一个进来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行动组的普通组员，姓李，湖北黄冈人，去年刚从南京特训班分过来的。小伙子进门的时候腿有点发软，站在桌前连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别站着。”郑耀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跟街坊邻居拉家常似的，“黄冈人？我有个朋友也是黄冈的，你们那边的豆皮是不是全湖北最好吃的？”
小伙子一愣，没想到新来的长官第一句话聊的是豆皮，紧绷的肩膀松了下来：“是……是挺好吃的，不过我觉得武昌这边的热干面也不差。”
“热干面那是武汉的招牌，”郑耀先笑了笑，随手翻着档案，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是去年三月来的武汉站？”
“是四月，”小伙子脱口纠正，“三月还在南京受训呢。”
郑耀先点了点头，在档案页边上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勾。档案上写的确实是四月，他故意说错了一个月，这小伙子毫不犹豫地纠正了，说明他对自己的履历记得很清楚，而且没有任何迟疑。
一个诚实的年轻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诚实的。
第二个进来的是情报分析科的老档案员，姓周，四十多岁，一进门就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坐下之后双手搁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郑耀先跟他聊了几句南京的事，老周眼眶就红了，说家里人还在沦陷区，不知道是死是活。说到一半声音哽住了，扭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郑耀先给他倒了杯茶，没有继续追问。
第五个进来的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后勤庶务科的，姓赵，一坐下就开始诉苦，说武汉站的经费拨得太少，冬天的棉被不够，煤球也紧张，弟兄们晚上睡觉冻得直哆嗦。郑耀先听完笑了笑，问他：“你在武汉站干了多久了？”矮胖子说两年半。郑耀先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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