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天的记录单独抽了出来，铺在桌面上。
五天的记录纸上，密密麻麻的频率数字旁边，几乎全部标注着同一个符号：一个圆圈加一条横线，代表“无信号”。
这太不正常了。
特高课在上海的无线电活动一向非常频繁。他们在虹口、杨浦和吴淞口至少有五个无线电台，每天定时发送加密电报到东京和南京的各个据点，这些电台的活动规律，郑耀先和电讯室已经监听了大半年，对它们的呼号、频段和发报时间都了如指掌，
但五天前，所有这些电台几乎同时沉默了，不是逐个关闭的，是一夜之间全部停止的，这种集体性的无线电静默，在情报行业里只意味着一件事：有人下达了最高级别的通讯管制命令。
谁有权力下达这种命令？枭可以，但枭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为通讯管制意味着他自己也无法向东京发报。除非是有比枭更高级别的人到了上海，接管了特高课的通讯指挥权。
郑耀先站在墙上那块大黑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支粉笔。
黑板上画着一张表格。表格的横轴是日期，纵轴是特高课已知的无线电呼号。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表格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各种频率和时间的交叉点，
但从五天前开始，表格上出现了一大片空白。
特高课的所有无线电频段，几乎同时停止了活动。
“六哥，是不是设备出了问题？”一个电讯员小心地问了一句。
“设备没问题，”郑耀先摇了摇头。他把粉笔放下，退后两步，眯着眼睛看着那片空白。
“他们不是停了，是换了。换了频段，换了呼号，或者干脆换了通讯方式。”
他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窗户虽然被封死了，但他可以透过木板缝隙看到外面夜色中的上海。万家灯火，高楼林立，看上去和平得像一幅油画，
但这种和平是假的。
特高课越安静，底下的暗流就越汹涌。沉默不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而是因为他们在蓄力，像一条蛇收紧了身体，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加派人手，二十四小时扫频。”郑耀先回过头来，对电讯员说，“不光扫军用频段，把商用频段也扫一遍。重点监听从虹口方向发出的所有短波信号。哪怕只是一个三秒钟的脉冲，也要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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