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忙追问。
“听说后来搬走了，好像是受不了闲言碎语，也找不到人，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老民警叹了口气，“当年这种事，多了去了，谁敢跟周明山、张为民对着干啊。”
我握着那份薄薄的档案，走出派出所，心里沉甸甸的。
周明山已经伏法，郑怀安也判了无期，可没想到，时隔这么久，居然还能发现这样的线索。如果林建国真的也是被灭口的知情者，那这桩案子，就远没有真正结束。
回到档案室，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几封被压下的信访信，看着林建国的入职登记表，心里翻江倒海。案子已经结了，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可这些被遗忘的细节，却像一根根细刺，提醒着我，当年的罪恶，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更黑暗。
我没有立刻声张，只是把这些材料单独整理出来，锁进了档案柜。我知道，现在不能轻举妄动，必须先找到更多证据。
傍晚，我去了一趟后山陵园，在五座墓碑旁，找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地方，那里没有碑，只有一堆乱石。听守陵的老人说，这里当年埋过一个无名尸，是1992年秋天在机械厂后面的乱葬岗发现的，没人认领，就草草埋了。
我站在那堆乱石前，心里一阵发酸。如果林建国真的在这里，那他就不是“自动离职”，而是被埋在了这里，无人知晓，无人祭拜，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回到档案室，夜色已经深了，我坐在灯下，重新梳理所有线索。林建国的失踪，信访信里的暗示，潦草的离职手续，无人认领的无名尸……这些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指向了一个可怕的可能：当年周明山团伙的灭口名单上，还有第六个人。
我没有害怕，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案子结了，不代表真相就结束了。只要还有疑点，还有被遗忘的冤屈，我就不能停下。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敲打着档案室的窗棂。我把林建国的档案和那些信访信，小心地收进文件袋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明天，我要去市里的档案馆，查一查1992年的失踪人口记录，再想办法联系林建国的家属，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查清楚，他到底去了哪里。
旧案的余波，还在翻涌。故纸堆里的微光，又一次照亮了被遗忘的角落。永安镇的安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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