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将其核心部分，特别是预算分配、关键渠道和预期效果评估指标，作为合同附件之一，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是简单的‘尽力推广’。”贝西克补充。
“这……贝老师，营销存在不确定性，市场瞬息万变，完全写入合同作为硬性指标，对出版社来说风险太大，也缺乏灵活性。我们可以在附件中明确资源投入方向和力度，但具体效果很难保证……”林女士试图解释。
“我不要求保证具体销售数字，那是市场决定的。但我要求明确资源投入的承诺，比如在哪些渠道投入多少预算，举办几场什么规格的活动，联系哪些类型的媒体或KOL。这是可量化的承诺。如果连投入都无法承诺，所谓的‘重点推广’就没有意义。”贝西克毫不退让。
“……我明白了。我会将可量化的投入承诺整理成附件，但会注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调整，但调整需经双方协商确认’，您看可以吗？”
“可以。但‘优化调整’不能成为缩减投入的借口。重大调整需我方同意。”贝西克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
接着，贝西克又就合同中的交稿时间、校对流程、封面设计决策权、违约责任界定、争议解决方式（他坚持约定仲裁而非诉讼，认为效率更高）等十余个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要求澄清。每个问题都直指要害，逻辑严密，几乎没有给林女士留下什么模糊空间。
整个通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林女士从一开始的从容应对，到后来明显加快了语速，需要不时记录和确认，甚至几次表示需要“内部沟通”。贝西克则始终保持着一种平静而坚定的压迫感，不急不躁，但寸土必争。
当所有问题沟通完毕，贝西克最后总结道：“林老师，我的核心诉求很简单：在尊重贵社专业运作的前提下，保障我对作品内容、知识产权衍伸方向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充分控制权。合作是为了共赢，而非单方面让渡权利。我希望最终的合同能清晰体现这一点。”
电话那头的林女士长长舒了口气，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依然专业：“贝老师，您是我合作过的，对合同条款最认真、最专业的作者之一。不，也许没有之一。您的要求，大部分我们可以协商修改，有些可能需要一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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