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怒转为一种冰冷的、充满嘲讽的尖利，“让我选？让你也选？他这是干什么？逼宫？还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A，是帮他一起对付我，逼我就范！B，是看着我死，然后让你后半辈子伺候我这个瘫子废人！C，就是你现在的样子，里外不是人，被他指着鼻子说无效消耗！这就是我的好儿子！这就是他读了那么多书，赚了那么多钱，学来的本事！用来对付他爹妈的本事！”
“他不是那个意思……”母亲徒劳地辩解，眼泪已经流了下来，“他是担心你的身体……”
“担心？”父亲猛地打断她，声音嘶哑，“他这是担心？这他妈是赤裸裸的威胁！是控制！是把他爹妈当成了他必须解决的项目难题！必须按他的方案执行的代码！必须服从他安排的工具！”他踉跄着后退两步，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因为激动而耸动，“为你好……好一个为你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就可以不把我们当人看，不把我们当爹妈尊重，就可以用数据、用概率、用他妈的什么狗屁理性，来判我们有罪，来安排我们的一切！这是什么狗屁的好！这比骂我打我，更让我心寒！更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废物，像个必须被修正的错误！”
父亲最后几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带着一种被深深刺伤后的绝望和悲愤。他不是不懂健康的重要，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他真正无法忍受的，是儿子那种居高临下的、全然物化的态度，那种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验、生活习惯、个人好恶乃至情感需求，全部简化为需要被“优化”甚至“矫正”的“非理性”和“错误观念”。儿子的“为你好”，背后是绝对的正确，是不容置疑的科学，是必须服从的逻辑。而他作为父亲的尊严，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权，在这套逻辑面前，一文不值，甚至成了需要被克服的“障碍”。
这比任何争吵、任何忤逆，都更彻底地否定了他的存在价值。他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彻骨的冰凉和被剥离的恐惧。
母亲的哭泣，父亲的怒吼，以及手机屏幕上那冰冷的文字，构成了房间里令人窒息的氛围。而这一切，很快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打破。
门外站着的是二姨和三姑，两人脸上都带着严肃的、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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