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只是简单地“哦”了一声，没有追问，没有惋惜，仿佛只是确认了一个操作结果。她甚至开始用这套逻辑来安抚自己内心偶尔泛起的涟漪：当看到同龄人抱孙子时心里一酸，她会告诉自己：“强求不来的，强求来了，天天闹，还不如现在清静。西克那样，真找个不合适的天天吵，更折寿。”她用对“更坏可能”（激烈冲突、家庭不宁）的想象，来对冲对“未得美好”（天伦之乐）的失落。这是她为自己找到的心理平衡点。
妥协，对李秀兰而言，不是欢欣鼓舞的接纳，而是一场漫长而疲惫的战争后的停火协议。她放下了改变儿子的武器，也放下了因无法改变而产生的自我折磨。她退守到一条新的界限之内：儿子活着，健康，能自立，不惹大祸。至于他如何生活，是否结婚，是否“正常”，那是在这条界限之外、她无力也无意再涉足的领域。她与儿子的互动，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有限的关心（集中于饮食健康），有限的话题（避免核心冲突），以及对其“系统”运行规则的被动遵守。这是一种带着疏离感的平静，一种掺杂着失落的安宁。对贝西克的“系统”而言，母亲子系统的这次“妥协”，意味着一个最大的、最情绪化的干扰源，其输出功率被显著调低，系统稳定性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提升。然而，这种稳定，是以母亲内心一部分希望的寂灭为代价的。贝西克清晰地接收到了这个变化，并将其记录在系统日志中：“母亲子系统输出模式改变，情绪波动频率与振幅显著降低，对核心协议（婚恋筛选流程）的抵触降至可忽略水平。系统外部压力减轻。代价：母系统部分功能（传统期望输出）进入低功耗或静默状态。此状态可接受，有利于长期系统稳定运行。”在他理性的评估中，这是一个积极的、利大于弊的演变。而李秀兰，在挂断一次关于介绍人的通话后，望着窗外的夕阳，心中空空荡荡，却也意外地感到一种久违的、不再需要与什么对抗的轻松。妥协，有时是放弃，有时，也是一种疲惫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