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瑾的那通电话，像一道冰冷的分界线，将林薇的认知彻底割裂。电话挂断后，她在那张书桌前枯坐了许久，直到夜色完全吞没窗外的城市，直到华灯将玻璃映照成一片模糊的光海。苏瑾的话，反复在她脑海中回响，每一个字都清晰得残忍——“必要的投入”、“消除威胁源”、“您不必有额外负担”。
不必有额外负担。多么轻巧的一句话。可那是三百万的首饰，是额度未知的黑卡，是……一笔足以压垮任何普通人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清偿。这些，在苏瑾，或者说在陈默那里，都只是“必要的投入”，是清除障碍、保障“项目”顺利运行的“成本”。而她，就是那个“项目”。
这个认知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当初得知刘明远破产跑路。只不过，那时是灭顶的绝望，是冰冷刺骨的背叛；而现在，是一种被巨大力量笼罩、无法挣脱、甚至连愤怒和悲哀都显得苍白无力的窒息感。她就像一个提线木偶，线的那一端，握在陈默手中。他轻轻拨弄，就能解决她拼尽全力也无法摆脱的噩梦，也能将她放置在任何他需要的位置，赋予她任何他需要的身份。而她，甚至连问一句“为什么”的资格，都被苏瑾用“不必深究”四个字，轻描淡写地剥夺了。
但真的能“不必深究”吗？真的能“没有额外负担”吗？
她做不到。那种被蒙在鼓里、被安排一切、连自身困境的解除都成了别人棋盘上一步棋的感觉，让她如鲠在喉，坐立难安。她需要知道，她必须知道。不是从苏瑾那里得到官方的、冰冷的解释，而是从陈默那里，听到一个确切的回答。哪怕那个回答同样冰冷，哪怕会触怒他，她也要问。这是她对自己最后的交代，是对这场交易中，她所剩无几的、可怜的自主权的一次行使。
决心下定，但如何见到陈默，却成了难题。自慈善酒会后，他再未露面，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她唯一能联系到的，只有苏瑾。而苏瑾，显然不会帮她安排一次“质问”陈默的会面。
接下来的两天，林薇是在一种焦灼的等待和徒劳的尝试中度过的。她完成了那份关于东南亚艺术品市场风险的补充分析，发给了苏瑾，苏瑾只回了一个“收到”。她试图从苏瑾每日例行通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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