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会议后的第二天，林薇将整理好的关于东南亚文化资产投资常见风险的简要备忘录发给了苏瑾。她尽可能做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并附上了一些自己基于有限资料和过往经验的初步思考，没有过多越界，但显示了专业性和一定的见解。邮件发出后，她有些忐忑，不确定陈默会对这份备忘录作何评价，是否会认为她多此一举，或者不够深入。
苏瑾的回复在当天傍晚就来了，很简短：“收到，已转呈陈先生。有需要会再联系您。”依旧是公事公办的口吻，没有透露任何陈默的反馈。林薇有些失望，但很快又释然。陈默那样的人，怎么可能轻易对一份初步备忘录表态？能“已转呈”，大概已经算是某种程度的认可，至少不觉得是垃圾信息。
日子再次陷入一种规律的、近乎停滞的状态。看书，看资料，偶尔在安保人员的严密“陪同”下，在酒店内部的花园或健身房短暂活动。那张黑卡依旧静静地躺在钱包里，没有使用的机会。苏瑾送来的衣物和生活用品细致周到，几乎涵盖了所有需求。林薇感觉自己像一件被精心养护在无菌玻璃罩里的展品，干净，体面，与世隔绝。
她试图从有限的、被筛选过的信息渠道中，捕捉外界的风吹草动。但苏瑾提供的，只有商业和财经相关的常规资讯，关于“海川”破产案的后续，关于杜启明，关于任何可能对她构成威胁的人或事，都只字不提。那部旧手机里，除了张芸偶尔发来的、充满试探和巴结的微信，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推送通知，再无其他。她仿佛被困在了一座由金钱和安保构筑的孤岛上，平静，却令人窒息。
直到第三天下午，这种平静被打破了。不是来自外界的威胁，也不是来自陈默的新指令，而是来自那部她几乎以为已经失去作用的旧手机。
她当时刚结束一组室内运动，冲了个澡，正用毛巾擦着头发，手机在沙发上震动起来。是张芸。这次不是语音，是直接打来了微信电话。
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张芸的名字，林薇皱了皱眉。前几天张芸发来的那条语音，她最终没有回复。以她对张芸的了解，对方应该能明白她的冷淡和回避。按道理，张芸这种惯会看脸色、精明算计的人，不该再这样不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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