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的警告像一根细针，在王海紧绷的神经上又刺了一下，带来尖锐却短暂的刺痛，随即被更庞大、更沉重的焦虑淹没。伪劣原料的投入使用，标志着王小斌的骗局从单纯的金融泡沫，向着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深渊，又迈进了一大步，且速度在加快。王海那晚最终没有报警，也没有直接联系陈默，他只是将那份加料的“担忧”，通过老赵这个传声筒，再次散布了出去，然后，便陷入了更深的等待与煎熬之中。
煎熬并未持续太久。王小斌那边，在原料危机之下，非但没有丝毫收敛或停顿的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开启了近乎疯狂的“加急生产”模式。这种疯狂，并非源自市场需求的实际增长（尽管虚假的宣传仍在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而是源于那个“合伙人”集资模式带来的、日益增长的资金兑付压力和维持骗局继续运转的迫切需要。
亲戚圈里的狂热仍在持续，甚至因为前期“成功者”（如大姨）的示范效应和后续加入者的“FOMO”（错失恐惧症）心理，达到了新的高潮。新的一批“合伙人”款项陆续到账，王小斌手中的现金流再次充裕起来。但这笔钱，与其说是利润，不如说是必须不断滚动、并且要支付高额“利息”的债务。每个月，甚至每半个月，都有到期的“分红”需要支付。为了维持信用，吸引更多资金注入，填补前面的窟窿，王小斌必须让“生意”看起来更加红火，产出更多“产品”，创造更多“价值”——哪怕这些“产品”是粗制滥造、甚至可能有害的垃圾。
于是，位于城西和更偏远郊区的两个“生产车间”，进入了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状态。机器轰鸣声日夜不息，简陋的照明灯将厂房内外映照得如同鬼域。工人数量增加了近一倍，大多是临时招来的附近村民或外来务工者，没有健康证，更谈不上什么培训，简单交代几句就被赶上生产线。三班倒的制度被严格执行，工钱按件计算，多劳多得。在金钱的刺激和监工的呵斥下，工人们机械地重复着灌装、压盖、贴标、装箱的动作。卫生条件？生产规范？安全生产？不存在的。王小斌和他那几个核心“兄弟”眼里，只有速度和产量。
王海再次从小军那里，断断续续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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