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分割成六个方格。苏黎世是下午，滨海是晚上。陈默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的是他的笔记本，上面不是会议记录，而是一份分门别类、用不同颜色标注的提问清单。这是他过去两天，在工业园录入数据的间隙、在吃廉价晚餐时、在深夜独自思考时，根据那份“资产认知框架”和“后续学习要点”整理出来的。问题分成了几大类，针对不同团队成员，有些是寻求信息，有些是试探态度，有些是为了明确风险边界。
周正明律师主持会议开场：“各位，晚上好。本次会议是跟进会议，旨在沟通过去一周的进展，并讨论下一步具体行动。陈先生，在开始前，您是否有任何优先问题需要提出？”
“有。”陈默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平稳，清晰。他没有寒暄，直接进入主题。“在讨论进展之前，我针对几个最紧迫的领域，准备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能先给予解答，这有助于我理解后续方案。”
“当然。请问。”周正明示意。
陈默看向屏幕上代表MarkusWeber的方格。“Weber博士，关于税务，我有几个具体问题。”
“请讲，陈先生。”Weber博士坐直了一些，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这是他进入工作状态的细微动作。
“第一，基于当前更清晰的资产估值，伦敦住宅和纽约公寓的初步应缴遗产税额，能否给我一个更具体的估算范围？即使是一个非常大的区间也可以。我需要对这个数字的规模有更实在的感受。”陈默问。这是最关键，也最令人窒息的问题，他需要知道悬崖到底有多深。
Weber博士沉吟了一秒，显然在斟酌透露信息的程度。“可以。基于当前对这两处物业的保守估值，以及考虑基本的豁免额（非英国/美国税务居民，豁免额很低），并假设没有进行任何优化策略的最坏情况下……”他顿了顿，说出两个以“百万英镑”和“百万美元”为单位的数字区间，然后迅速心算转换成人民币，“……粗略估算，仅这两处物业可能产生的遗产税负债，合计在人民币4.5亿到6.5亿元之间。这仅仅是遗产税，不包括可能的附加费、滞纳金，也不包括其他资产的潜在税负。”
尽管有心理准备，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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