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员提出了疑问，“我有所耳闻，号称欧洲最顶级、最神秘的非公开艺术品投资风向标，评审和参与者都是顶级藏家、古老家族和寡头。但它的运作极其封闭，我们之前的几次外围试探都无功而返。”
“这正是它被选中的原因。”林晚解释道，同时将苏瑾整理的关键信息投射·出来，“封闭意味着安全，但也意味着信息壁垒。苏瑾从国际刑警组织、几个国家的文化遗产部门以及跨国税务调查机构的零散卷宗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十五年里，至少有七件来源可疑、涉及重大文物盗窃或非法贩运的顶级艺术品，在失踪或引起国际争议后不久，其‘合法’所有权最终都通过极其复杂的信托和离岸公司链条，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或其关联的匿名竞拍者产生了联系。但这些联系被层层法律外壳和保密协议保护，无法作为直接证据。”
她放大了其中一个案例：“比如，三年前从西亚某战乱地区博物馆被武装分子劫掠的一批亚述帝国浮雕碎片，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去年突然出现在一位瑞士匿名藏家的私人展览中，其‘合法’来源文件显示，它是由‘阿斯特里翁基金会’旗下的一个慈善信托，在五年前的一次‘非公开学术交流’中，‘捐赠’给该藏家的。而那个慈善信托的资金来源，与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疑似为‘隐门’洗钱的空壳公司有关联。”
“你的意思是，”陈烬缓缓道，“这个‘欧洲艺术基金奖’和‘阿斯特里翁基金会’，是‘隐门’用来为脏物洗白、进行资产转移和秘密交易的平台？获奖者和参与者，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人，或者是有利益勾连的合作伙伴？”
“不仅仅是平台。”林晚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根据苏瑾挖掘到的更深层信息和阿九的辅助调查，我们认为，每届‘欧洲艺术基金奖’的评选和后续的‘非公开交易会’，本身就是‘隐门’协调内部利益、分配资源、进行高层级情报交换甚至发布某些指令的场合。那些天价的艺术品交易，背后可能是权力的交割、信息的传递，或者某种契约的达成。基金会严密的保密制度和参与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为这一切提供了最佳掩护。”
“所以，攻击这个基金奖，不仅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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