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相信这张纸明天还能换来大米？
华侨群体同样忧心忡忡，洗衣工和餐馆跑堂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银元汇回广东老家买地盖房，强制兑换等于财富缩水。
地方军阀的反应则更加激烈。他们手里囤积着大量银元，那是维持军队、购买军火的硬通货，中央要收缴白银等于抽他们的命根子。
广东陈济棠的财政厅长公开表示“粤省银元乃粤人血汗，未可轻弃”，言下之意很清楚，想收我的银子，先问问我的兵答不答应。
这场改革，从推行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在信任危机的雷区中艰难前行。
然而改革也有不得不推进的底气。
英国率先派出了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全程参与方案设计，承诺给予英镑外汇支持；美国答应收购中国上缴的白银，提供稳定的美元外汇来源。有了英美两国的背书，法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地位就有了起码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民间和商界手中仍有海量白银存量，强制收兑后可一次性获得巨量外汇储备，短期内足够支撑数年对外设备采购。
中国核心出口物资钨砂、桐油、生丝持续向美欧出口，可以源源不断换取美元英镑补充外汇准备金；华侨每年数千万美元捐款也可存入海外分行，形成稳定的外汇现金流。
这些有利条件叠加在一起，让法币改革在悬崖边缘仍有放手一搏的余地，但这只是理论上。
法币改革的必要性不用有任何怀疑，银本位再拖下去，未来不用等日本人动手，中国自己的金融体系就会先崩盘。
但顾长柏担心的从来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执行改革的人。他太清楚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政策，落到一群贪官手里，都能变成吸血的管子。
他最担心的有三件事。第一，白银收兑环节的贪腐。全国各地的银行网点负责将民间银元兑换成法币，但兑换比率由各地自行核定，中央只能给出一个参考区间。这就给了地方官员和银行经理巨大的操作空间，压低兑换比率，差额部分与当地银号私下分成。
一个农民拿着十枚银元走进银行，按市价应该换到十元法币，但柜台只给他八元，剩下两元进了私人口袋。这种事在基层根本无法监管，因为农民自己也不知道该换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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