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丁平在书桌前坐下，拧开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桌面上，把那些木纹照得很清楚，他从背包里掏出笔记本，一本蓝色的，封面已经有些卷边了，边角被磨得发白。他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字，有些是钢笔写的，蓝黑墨水，字迹工整；有些是铅笔写的，颜色已经淡了，要凑近了才能看清；有些是圆珠笔写的，蓝色的，在纸背面洇开了一小片，像淡淡的水渍。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每一个名字，每一张脸，每一句话，都像刻在纸上的印记，不是用笔写的，是刻印在他脑海深处的记忆。
他翻到空白的一页，拿起钢笔，拧开笔帽，在纸上写下几个字——“关于建立农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制度的建议”。笔尖在纸上划了一下，没有出水。他甩了甩，又试了一下，出来了，第一个字有些淡，但后面的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像一条从浅滩流向深水的河。
他写得很慢。不是不知道写什么，是知道得太多了。多到每一句话都要斟酌，每一个数字都要核对，每一条建议都要在脑子里过好几遍，确认它不只是纸上谈兵，确认它到了那些最偏远的、最穷的、最没有人去的地方，还能立得住。
他在建议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当前扶贫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不足，不是项目不够，是底数不清。谁是真穷，谁是假穷，谁穷到什么程度，谁因为什么穷——这些基础数据，在很多地方是一笔糊涂账。有的村把贫困户指标分给村干部的亲戚，有的乡把扶贫款截留下来修办公楼，有的县把扶贫项目包装成政绩工程。老百姓说，扶贫扶了这么多年，越扶越贫。不是扶贫不对，是扶贫的方式不对。
他停下来，把这一段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钢笔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窗外的蝉在叫，一声接一声的，他抬起头，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月光从树叶间漏下来，在窗台上画出一片一片晃动的光斑。他想起月亮山的那个夜晚，杨秀英站在派出所门口，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光。
他低下头，继续写。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制度。以村为单位，逐户摸底，逐人登记，把每一户的收入、资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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