靼残部逃出河套之前完成合围。”
“九月十六日清晨，大同军抵达河套平原东缘。属下与延绥军曹雄将军、宁夏军仇钺将军取得联络，确认甘肃军时源将军已经从西侧包抄到位。
“四路合围已经完成，鞑靼残部被围困在河套平原南缘的一处洼地中。”
“九月十六日午时，四路明军同时发起总攻。”
“属下率大同军从东侧突入，与延绥军、宁夏军、甘肃军协同作战，将鞑靼残部逐渐压缩在洼地中央。”
“鞑靼残部已无战马、无兵器、无建制，在四路明军的合围之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九月十七日傍晚，最后一个鞑靼骑兵倒在河套平原上。”
“属下清点战场，大同军在此战中伤亡约三百余人，多为轻伤，重伤者不足百人。阵亡将士五十余人，已就地安葬，待后续将姓名籍贯上报都督府，以便优恤其家属。”
王玺的奏报写得比前两位更加克制，但那种克制之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朱辅能从那字里行间读出王玺在写下那份奏报时的心情——一个在边关守了十几年的将领，终于亲手参与了一场足以改变草原格局的大战，那种兴奋是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
朱辅把王玺的奏报也放在书案的左手边，三份军报并排摆着，三份军报上的字迹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结果——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两万骑，全军覆没。
他拿起第四份军报。
第四份军报是甘肃军军长时源发来的，时源的奏报写得比前三位都简短，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纸上。
“九月十五日，属下率甘肃军一万骑从甘肃出发，经兰州、靖远，从西侧包抄河套。”
“行军途中，属下派出的斥候回报，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残部正在河套平原南缘向北方突围。”
“属下当即下令全军加速行军，务必在鞑靼残部逃出河套之前完成合围。”
“九月十六日清晨，甘肃军抵达河套平原西缘。”
“属下与延绥军曹雄将军、宁夏军仇钺将军、大同军王玺将军取得联络，确认四路合围已经完成。”
“九月十六日午时，四路明军同时发起总攻。甘肃军从西侧突入，与延绥军、宁夏军、大同军协同作战，将鞑靼残部逐渐压缩在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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