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了。"
"人家再怎么说也是个局长……"
"副的。"
"那也是局长，你……"
"行了，我知道分寸。"
门开了。九月底的清晨，空气凉，带着一点露水的潮味。
巷子里很安静，对面老周家的狗趴在门口打盹，耳朵抖了一下，没抬头。
陈建国走出去三步，又停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窗帘拉着，没有光。
陈峰还在睡。
从家到县招商局，骑电瓶车十五分钟。
陈建国没骑电瓶车。
他走路去的。
不是为了省电，也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骑车太快了，他需要一段路来把心里的东西捋一捋。
也可能是因为他想在到达之前，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一点可以反悔的时间。
三十年前。
陈建国二十一岁。
那时候第一波打工潮正抽干农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厂疯狂吸人。
先走的是最穷的。欠了债的，弟兄多分不到家当的，连地都没分上几分的。
然后不那么穷的也走了。
因为先走的那批人寄钱回来了。
隔壁李家老二在东莞鞋厂干了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穿了件皮夹克，口袋里揣着一沓十块的，在供销社柜台上啪地拍开，给他爹买了一条红塔山。
他爹拿着那条烟在村口转了三天，逢人就递，说的话翻来覆去就一句，"我家老二，在外头，一个月三百。"
三百块。
那年头村里一户人家忙活一整年，刨去种子化肥，到手也就五六百。
消息像水一样渗开了。
年轻男人先走，再是年轻女人，最后连四十出头的都坐不住了，把地一撂，锁了门就上了火车。
陈建国没走。
他爹那年开春翻地的时候一脚踩滑，从田埂上摔下去，胯骨裂了条缝。
走不了，他是独子。
村里也有独子走的，把老人托给叔伯或者邻居，每月往家寄钱，但陈建国做不出来。
但不走不等于认命。
他十九岁那年跟镇上一个泥瓦匠学了手艺，师傅姓吴，酒糟鼻子，脾气暴，但活儿好。
跟着吴师傅干了两年，陈建国学会了砌墙、抹灰、看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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