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光绪年间，这股浪潮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大家印象里典型的闯关东时代。
那时黄河下游连年大水、旱灾、蝗灾，山东河北民不聊生；加上中东铁路通车，出行门槛大幅降低，移民浪潮达到顶峰。闯关东时期，大量山东、河北、河南百姓背井离乡迁入关外谋生，关内乡间盛行‘四大门’信仰，世人相信狐、黄、白、柳、灰五类野兽吸纳山川灵气，可以修行成灵。移民身处异乡，缺医少药，漂泊无依，急需精神寄托。
这种条件的催生之下，中原香门的动物精怪信仰，遇上东北大地残存的满洲萨满跳神形式，又吸纳民间通俗佛道的轮回因果说辞，多方揉杂，慢慢演化出后世的出马堂口体系。
整套信仰自诞生起，服务对象便是零散独立的普通人，不存在氏族共同体祭祀的框架。所谓五大家仙，也就是胡黄白柳灰这五种动物地仙，被推到核心位置，所有规矩围绕一条核心逻辑，那就是动物灵体想要积攒功德，渡过自身修行劫数，必须借用凡人肉身行走人间，处理俗世因果。
蒙古萨满文化是存续数千年、依附游牧部族而生的原生古礼，而出马仙、五仙信仰，是近代人口迁徙催生出来的次生民俗。二者时空相隔，不存在直接传承的链路，仅仅在关外这片土地，借用了萨满跳神击鼓通灵的外在形式。
二者看起来颇为相似，其实内核部分完全是两种路子。
蒙古萨满神灵自上而下层级森严，长生天居于至高位置，诸天自然神灵、祖灵依次排布。鸟兽走兽只是天地之间的寻常生灵，可以被敬为图腾，却永远无法上升到主事神灵的位置。
萨满巫师所有与灵界的交涉，都不能逾越腾格里定下的天地秩序。所有行法，诉求永远向着苍天、祖灵、山河诸神，断然不会以野兽灵体作为依靠。
反观东北出马仙体系，格局彻底颠倒。
整套堂口的支柱，便是五大地仙。
狐、黄、白、柳、灰五类动物修行的灵体，占据堂上主导地位；天神、地府官吏、凡人先祖，反而沦为辅助角色。堂口内部演化出四梁八柱的编制，仙家各有分工，或是探查运势，或是化解虚病，或是奔走传递消息。一切行事的最终目标，不是敬奉天地、庇护族群，而是帮助堂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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