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良主办。这四个字现在看起来像是某种残忍的讽刺。一个主办了军工图纸失窃大案的刑警队长，在案件告破后不久就被自己亲手抓到的嫌疑人反咬一口，从他老家的柴房里挖出了五十万现金。然后用这五十万为铁证，把他从主办人变成了阶下囚。
陆峥打开第一册案卷。最上面是一份手写的审讯笔录，纸张很薄，背面都能看到正面的字迹透过来。审讯人是陈国良，被审讯人是刘文昌。日期是二十二年前的十一月七日，审讯地点是江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三审讯室。
刘文昌的供词记了整整十七页。陆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从晚上九点一直翻到凌晨三点。刘文昌详细供述了图纸失窃的经过、买家的联系方式、交易的地点和方式。供词条理清晰，细节充分，每一个环节都能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在最后一页的底部，有一行陈国良手写的备注——“刘供述态度良好，主动交代多起未掌握的线索。建议从宽处理。”
这份审讯笔录没有任何问题。陈国良的审讯程序完全合规，没有刑讯逼供的痕迹，没有诱供的嫌疑。陆峥翻遍了整份笔录，连一处记录不规范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但正是这种“完美”让他的警觉升到了最高——对方要陷害一个执法程序完美无缺的刑警队长，不能用程序漏洞来攻击他，只能用别的途径。比如制造铁证。比如那五十万。
他放下审讯笔录，拿起财物扣押清单。这份清单比审讯笔录厚得多，足有上百页，记录了“惊蛰”案前后扣押的所有物证——图纸、账本、现金、房产证、车辆登记证。他翻到现金扣押的部分，在密密麻麻的数字里找到了那个数字：五十万元整。扣押地点是江城市城郊槐树乡陈国良父亲故居柴房。扣押日期是审讯刘文昌后的第五天。办案人是市局纪委两名干部，签字完整，日期清晰，流程无懈可击。
但陆峥注意到一个细节——扣押日期和审讯刘文昌的日期之间，隔了五天。这五天里发生了什么？刘文昌在审讯室里的供词没有任何涉及陈国良的内容，为什么五天之后纪委突然跑去搜陈国良父亲的旧宅？是谁提供的线索？纪委不可能凭空知道一个老刑警的父亲二十年前住过的老宅子里藏着现金。
他继续往下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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