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去喊。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打折扣，我就给你留面子。”
半个时辰后，六个人站在公所后院。陈长安当面对质，一条条核。春耕借粮实发十二户，其中七户没签字；失学孩童实有十九人；塌桥早在两个月前就被列为危桥，却一直没立警示牌。
他把结果记在册子上，撕下一页递给小吏：“七日内，这三件事要有回音。借粮补发，名单公示；失学孩童安排代课先生，每月考一次字；桥址设临时渡道，十日内完工。做不到，你自己去中枢解释。”
小吏双手发抖接过纸条，连声说：“是是是……一定办。”
当天下午，陈长安召集村民代表和小吏，在村口老槐树下开会。日头偏西，树影拉长，十几个人围坐着，有人拿草帽扇风，有人抱着水壶。
他站着说话，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今天记下的事，七日后我不管是谁来查，都要有变化。我不看你说什么，我看你做了什么。”
有人问：“您还会再来？”
“半月内必到。”他说，“不是抽查，是回访。哪条没做到，责任追到人。”
人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有个老汉嘟囔：“以前也来人，看完就走，再没影了。”
陈长安听见了，没反驳，只说：“这次不一样。”
散会后，他没急着走。在村口转了一圈，看了新修的沟渠段，踩了踩桥基的夯土，又去看了村学旧址——三间瓦房，门板歪斜，院子里长满荒草。
天色渐晚，他走出村落，登上村外那道缓坡。站定，回望。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风送来炒菜的油烟味。几个孩子在晒场追逐，笑声隐约可闻。小吏带着两个帮工，正提着石灰桶往公告栏走，像是要去贴整改告示。
他站在坡上，看了很久。
政令不出宫墙易，不出村口难。
这句话在他心里过了一遍，没说出口。他只是紧了紧背上的包袱，把册子往怀里塞了塞，转身面向通往下一个乡镇的土路。
脚下的路依旧泥泞，远处山脊被夕阳染成赭色。他抬起脚，一步踏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