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必要性。国家是否认为有必要为了支持一家企业——即便是默域生命这样的标杆——而去协调一个国家级投资平台，参与到如此复杂的国际资本博弈中？这需要充分的战略价值论证。”杨震语气平和，但问题尖锐。
林默早有准备：“杨参赞，AD-7不仅仅是一款药，它背后是‘AI驱动药物研发’的中国新模式。诺维生物的封杀，表面是针对默域生命，实质是想扼杀这种可能动摇其全球优势的新范式。中东基金看中的，正是这种颠覆性技术的潜在价值和国际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借此引入其资金和渠道，打破封锁，同时通过国资入股确保主导权不外流，那么，这不仅仅是救活一家公司，更是为中国在生物科技前沿争夺国际话语权、探索一条‘以我为主、合作共赢’的国际化新路径，提供一个宝贵的‘压力测试’案例和战略支点。其意义，远超单纯的商业投资。”
杨震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权衡：“第二，可行性。你如何确保中东方面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寻求的是影响力和技术溢出，一个强大的中方国资股东，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控制力。”
“这正是平衡的艺术。”林默冷静分析，“我们会向他们展示，引入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中国国家级合作伙伴，非但不会削弱项目，反而能极大增强其在中国——这个未来全球最重要医药市场——的落地能力和稳定性，并能有效规避一些潜在的政治风险。对于寻求长期稳健回报和战略布局的主权基金而言，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明确支持、根基稳固的合作架构，或许比一个他们可能难以完全掌控的初创公司，更具吸引力。关键在于设计合理的权责利分配，让大家都能在共同的蛋糕上获得满意的一份。”
“第三，操作层面。”杨震继续追问，“你心目中，有具体的国家级平台候选吗？这样的投资，决策链条很长，是否符合相关平台的投资方向和风险偏好？”
“我们初步研究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几家在生物医药领域有重点布局的‘国字号’投资机构。”林默坦言，“具体选择，需要国家根据全局战略来定夺。我们默域生命能做的，是准备好最扎实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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