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范围极广的‘基础专利’或‘伞形专利’，像撒网一样覆盖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变体。审查机构有时也很难判断这些通式未来的具体实施可能性。等真有公司做出了突破性成果，这些沉睡的专利就会变成最致命的武器。”
韩博博士盯着投影幕布上复杂的结构对比图，眉头紧锁：“从纯粹的化学结构看，AD-7的某些片段确实和他们的通式有相似性。但关键在于‘选择性抑制p38γ’这个功能限定——我们的作用机制要复杂得多，是调控MAMs-HDAC耦合节点，p38γ只是下游效应之一。而且我们分子中那个关键的氟代嘧啶环，他们的通式里根本没有提到！”
“但在法庭上，”程琳叹了口气，“法官和陪审团大多是法律专家，不是结构生物学家。对方律师会请来收费高昂的专家证人，用一堆听起来高深莫测的术语，向法庭证明‘核心骨架相同就意味着功能相似’。而我们要自证清白，需要投入数倍于对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陈静教授握紧了手中的钢笔：“最致命的是禁令申请。他们要求立即禁止我们的一切研发、制造和临床活动。哪怕最后我们赢了官司，如果禁令在诉讼期间被批准，我们的项目就会彻底停滞——等几年后解禁，市场早就被其他跟进者占领，或者技术已经迭代了。”
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中央空调的送风声显得格外清晰。
林默站在白板前，手中拿着黑色马克笔，却没有写下任何字。他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张脸——愤怒的、忧虑的、疲惫的、不甘的。这些都是跟着他从整顿职场一路走到挑战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他们战胜过PUA主管，对抗过商业间谍，甚至在达沃斯的讲台上折服过学术权威。
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一套由百年巨头制定、用数以万计的专利文件编织而成的、看似公平实则坚不可摧的规则之墙。
“他们想要的不只是钱，甚至不只是在阿尔茨海默症领域的领先地位。”林默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出奇，“他们想要的是‘定义权’。通过这场诉讼，向整个行业宣告：任何试图绕过他们专利壁垒的新路径，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打击。他们要杀鸡儆猴，让后来者不敢再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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