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活路”充满风险，尽管这决定本身基于的可能是极度的贫困、蒙昧和那个时代对女婴的轻贱。这当然不是她能接受、更不是她该感恩的“恩情”，但站在那个特定时空的背景下，试图去“理解”其行为背后的逻辑与局限，让她心中那份尖锐的、被遗弃的痛楚，似乎被放入了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人类生存图景中，不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伤口，也成了观察一个时代、一种生存状态的无言注脚。
她继续前行，来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在古老的佛塔和印度教神庙间穿行。在帕斯帕提那神庙（烧尸庙）附近，她遇到一位年迈的苦行僧。老人衣衫褴褛，脸上涂着彩灰，眼神却异常清澈平静。通过简单的英语和手势，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老人说，他年轻时曾拥有家庭、财富，但一场变故让他失去一切，于是他选择放下，成为苦行僧，追寻内心的答案。当韩丽梅问及他对家人的感受时，老人沉默片刻，用生涩的英语慢慢说道：“他们给予我生命和爱，那是礼物。我给予他们痛苦和别离，那是我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功课。没有好坏，只是经历。生命是一条河，有的水流湍急，有的平缓，有的汇入，有的分开，但最终，都流向大海。记住水流的样子，但不必执着于某一处的漩涡。”
“只是经历……不必执着……”韩丽梅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离开加德满都，她飞往东南亚，在柬埔寨吴哥窟那些被巨树根系缠绕的古老寺庙废墟中，她感受到时间的无情与文明的兴衰；在缅甸蒲甘平原，于万千佛塔间等待日出日落，看热气球在晨曦中升起，她体会到瞬间的壮美与永恒的交织；在泰国清迈的素贴山，俯瞰宁静的古城，她参加了一次短期禅修，学习“正念”与“放下”。
旅途中的见闻与静思，像涓涓细流，不断冲刷、拓宽着她对“恩情”思考的河床。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似乎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生恩与养恩，仿佛是两个必须分出高下、比较轻重的砝码，被放在她内心的天平两端。养育之恩厚重如山，她本能地、也无比正确地将其置于更高位置，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压抑或否定对生恩的任何复杂感受，仿佛那是对养父的一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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